WorldWideLab

Real and Reality

真實與現實

Real and reality

導演通常是很孤獨的工作,尤其是面臨要做決定的時候,就會更孤獨。整個劇組只等著你發號司令,一個決定牽一髮動全身,做得好就上天堂,做不好只能靠票房。但是你不能否認當你做出最好的選擇的時候,那種成就感也是對導演最大的肯定。

然而在「聯合執導」(co-directing)這樣的條件之下,孤獨的導演們不再孤獨,你有夥伴可以討論,但是導演是很主觀的工作,一齣戲有兩個以上的導演,這真的行得通嗎?

不同國籍、語言背景和訓練環境的導演們,要如何在排練場上執行「聯合執導」,成了國際導演實驗室(World Wide Lab, WWL)最主要的實驗元素,也是最難執行的層面。通常一部作品的好壞,除了牽涉到參與的人的素質,也牽涉到導演的美學觀點。而我不得不說,在這個層次上,導演們的背景就成了美學統和最大的阻礙,卻也是最大的化學變化。

因為文化差異,通常遇到的第一個考驗是溝通。語言固然是一個必備條件,但更多時候火花會出現在不同語言背景的導演們在尋找相同的目標的時候。透過各種方法,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在尋找共同的目標,最後大家在共同的目標上相遇,這個過程是非常有趣,而且真實。

我們從彼此身上學習著不同於自己平常的思考方式,這種「換個方式想」或「換句話說」的工夫,就相當有助於創意的啓發。當然,在這個旅程當中,偶爾會在某個時刻,我們找到超越語言的溝通方式,那是真實的交流,遠勝於其他。

以台灣的劇場訓練環境而言,我們受的是西方系統的訓練,但是骨子裡的戲台概念或一桌二椅的象徵性的元素,多多少少也影響著我們,不論是在表演上的、製作上的或排練方式上,多少我們都會重視人跟人之間的交流。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在排練發展上我們還是會講究以人本出發,這樣的排練和發展,會有很多重疊、空白或灰色的曖昧地帶,這和西式表演系統以方法為導向的方式,每個方法都精確的導向一個結果,有著天南地北的不同。所以在台灣的劇場環境,有著更多的可能性,反而不受到侷限。你可以在台灣找到很傳統的舞台劇或傳統戲,也可以有很多跨文化、跨領域的合作,甚至很多環境式的劇場等等,我們沒有太多的限制,只要你想,都可以去試。但是不會有人用方法系統去標籤你所作的表演是屬於哪套方法。但是有方法的系統訓練,卻是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率地達到我們要的目標。

在我看來,兩者融會貫通,對創作者來說是最棒的事。不過因為紐約的環境,資訊多、競爭壓力大,導致每件事情都是以成果為導向,可惜了過程中的某些枝芽正冒,也得硬生生捏斷,這是相對可惜的事。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形成一種很快速地循環,事情永遠保持在一個汰舊換新的狀態,在這裡會吸引到有活力的人,帶來有活力的事情。

跨文化的合作火花好壞,牽涉到文化養成的不同,多少還是帶點機率上的運氣。我並不太喜歡用「東方訓練系統」或「西方訓練系統」來強調差異,我認為身體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你來自怎麼樣的氣候、環境,你食用的是什麼食物,生活在怎麼樣的社會價值觀裡面,都會讓你的身體形成一種獨一無二的「系統」。在WWL的團隊裡,有至少一半的人都是經常旅行,或者旅居於出生地以外的國家。他們長期在不同文化刺激下生活,長期旅居外地可能會影響自己本來的生活型態,但更容易意識到你的「根」是什麼。對於戲劇工作者而言,我們所追尋的生命價值,最後會發現這是一段「尋根」的旅程。

我們開始會尋找舞台上最真實的那個當下,我們會想要去保留動人的情感,而不是一些浮誇的演技,我們想要將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交流,放在演員與觀眾之間。就我看來,當科技月日新月異,劇場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更有價值。它提供一種真實的交流,一種你用言語都無法解釋的交流,一種我們逐漸失去卻又不斷被迫拾起和面對的那種人性最真實的存在感。

當我從一個外來者,到了紐約的林肯中心劇場,到變成WWL的成員之一,在第一時間我就知道我無法假裝我很懂別人的文化,我更不能假裝我很懂我自己的文化。我學到的第一課就是存在於當下,讓所有可能性在當下有機地發生,然後允許那些碰撞發生。很多寶貴的經驗都發生在碰撞之後的火花。而這些碰撞是無法被準備或被計劃的。我們過去會習慣躲在舒適的角落,欣賞著所謂的文化交流的美好,但是真正的交流,其實是要觸動心裡的那個無法被撼動的執著。踩出那個舒適區,才看得見真正的美麗。

— 張育嘉,台北

(Jocelyn Yuchia Chang,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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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August 29, 2013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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